剥离海岸-恰那卡拉工人住宅
毕业设计，完成于2023年初夏，也是在B&T小组的第二个设计题目。目前名叫coastline stranded, 或者inhabiting the un-purposed，可能还会改。题目只要求场地在伊斯坦布尔（然而我还是选在了恰那卡拉），其余全部自由发挥，所以我就从海岸线和码头工人开始了。这个短序没法将整个叙事讲清楚，大概就是从非权力的角度理解城市（比如，建筑作为规划的结果，而规划是权力的结果，服务权力的例子数不胜数），加上一些设计逻辑上的试验。
土耳其，Çanakkale，在这座去年建成的1915大桥附近有一处临时场地，作为桥梁巨型构件的浇筑地点（因为它们过于巨大从而无法在工厂生产并运输，所以在海峡旁边开辟一块填埋地，用驳船短程运至施工场地）。当桥梁完成之后，这片‘领地’则失去了其目的，但他周边的水泥厂，驳船厂和码头却仍然在运作。这处‘领地’作为权力置入的结果，再其撤出之后没有迎来与之相衬的居民，也没有机会再次成为城市的一部分。事实上，这处地点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，伴随着诸如罗马斐理斯水道上的居民住所，狄奥多西城墙外的公墓与菜园，宣告着在伊斯坦布尔城中不断发生的‘隐形’过程：权力的置入与消弭不断制造着领地，而居住则旨在在重新认领这些领地。
博斯普鲁斯海峡北端，距离伊斯坦布尔中心28公里，黑海入海口处的渔村：Rumelifeneri。这里没有建筑师，也没有工厂。渔民们为自己建造的房屋‘出人意料’地使用着合理又实用的材料。卡车车厢，小艇夹板，集装箱外壳，船帆，渔网，摩托车，舢板，自行车，榨油机，天线……它们足够坚固耐用，触手可得，并且与坐在图室里面的建筑师所定义的‘柱式’们并无二致。而我则装模作样地对这些渔民小屋进行了‘原始棚屋’式的解构，（我不太喜欢解构这词儿，听起来像无缘无故蹦出来的，但是我也想不出更好的描述了）最主要的是，它们有一种刻意地挪用的和非权力的色彩。
工人住宅已经存在几百年了，以至于现在提到工人住宅，人们总是想到阳光明媚，整齐干净的道路，生机盎然的绿地，清澈透亮的玻璃窗，还要有漂亮体面的鸟瞰图。规划的生产线像饼干模具一样切开土地，居住的英雄式宣言早已被喊出，人们为此感到开心，因为领地带来了安全的空间；但同时也感到失望，因为居住未曾体面。成千上万的我用笔尺畅想楼阁，在八寸小盒里琢磨出一套又一套秩序。用讲台和话筒广播给全世界，图书馆里塞满了我们傲慢的图纸和文字。我在伊斯坦布尔的两周去过了三处（半）码头造船厂区域，所见光景无需多言，人们同样在这里生活工作，这里并不位于城市边缘，但却位于领地的边缘（我同样不喜欢边缘，以及边缘化这词。试图定义边缘化本身就有践行偏见之嫌，特别是用它来丈量人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危险的工具）。权力为码头带来力量，带来成吨的货物，成堆的清单，但不包括容身之所；正如小渔村的反面，没人为他们带来成吨的渔获，体面的住宅，但他们为自己建造了屋脊。
‘无建筑师’的秩序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，这是一种理想式的自我批判，在现实中往往沦为对材料本身的扭曲，或者某种停留在口头的批判，并暂且冠以‘乡土’或‘自然’的名号。试想从任何一面墙开始搭房子，我们且不知道它是什么形式、尺寸、材料，便急忙开始了我们称之为‘设计’的过程，而仅仅在那之后，才开始思考要如何按照自己的意愿搭材料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无论是使用全新的材料，或者什么从各处搜罗来的‘低成本’‘回收’的材料，二者之间并无差别，都是从上至下的，被权力制约的，在整个城市史中循环往复的，生产秩序的过程，且后者已俨然成为了某种风尚。
因此，我试图从对渔村棚屋的分析开始，展示一个让居住成为体面的图景，但并非从权力的角度出发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了，按理来讲，正确的答案并不存在，在这一条思路上没人需要建筑师做什么。我们无法脱离自身观察，（这也是我不喜欢‘边缘化’的原因）建筑师也就永远是多多少少扮演了权力，任何研究都是偏见，任何辩论都有立场。因此，我选择借助某种‘转写’的步骤，将我的主观意愿从设计推导中剥离，在这个极端化的例子里，我借用的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随机化的循环语言，通过创造一个由十个空间原型组成的‘符号版’来提示设计推导。是的，这仍然是一个‘设计’，毕竟我不能给导师交白卷然后要毕业证，直到最后，我仍然没有信心能够跳出我所试图批判的‘权力’。所以，既然无法真正解决问题，那就将现状呈现出来，让更多的人能看到，当然也要让批判的对象看到。这也许是最后一个学生作业，但我获得的不是奖章，结局，或是一劳永逸的门票，而是更多的疑问。
the End